漫談佛教建筑：寺院及塔的風格流變

     釋尊在鹿野苑初轉法輪后，住世說法時，建立了幾處供平時說法與僧伽修行和“雨安居”的根據地。有建在城市中的，如在舍衛國的祗樹給孤獨園，在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就是最早的寺院;有建在山上的，如王舍城東北的靈鷲山說法臺與石室，就是最早的石窟寺。釋尊說法不立文字，全憑口傳，又禁止為自己造像，所以，這些精舍與石窟，很像是講演廳加集體宿舍，其中既無經卷，又無佛像。

    釋尊涅槃火化，火化后的遺骨稱為生身舍利(舍利是sarira的音譯，本意為尸體或身骨，特指高僧火化后余骨。法身舍利則指經卷)，分成八份，由與釋尊因緣深的八個國家各取一份。另有遲到的兩國代表，一個揀拾碎骨小塊，一個掃骨灰。共合十份，各起一塔供養，總計十塔。塔是Stūpa的音譯簡稱，全譯“窣堵波”，意為“高顯處”或“高墳”，原是當地的一種紀念性墳墓的通稱。造型簡單一致：覆缽形，上立長柱形標志“剎”。從此，塔與佛教開始密切聯系起來。

    相傳釋尊逝世那一年，大弟子迦葉召集五百比丘，在王舍城七葉窟首次共同憶誦確定并記錄佛說內容，這就是第一次結集。當時由阿難誦出釋尊所說的理論部分，稱為“經藏”。由優婆離誦出釋尊所說的清規戒律部分，這部分稱為“律藏”。佛經從此產生。

    釋尊逝世后一兩百年間，佛弟子遵守不造像的規矩，但已逐漸將釋尊由“覺者”意義上的佛逐漸神化升華為神圣意義的佛。他們開始禮拜釋尊的象征物。其中包括：

    分藏佛舍利的塔和塔中的舍利;

    佛成道時居于其下的菩提樹;

    佛在菩提樹下所坐的吉祥草草墊子——后來美化為“金剛座”;

    佛的遺物如缽、佛衣等;

    佛留下的足跡——后來越放越大，成為“大人跡”式的大足跡;

    表示佛說法的象征物“法輪”——到了1950年，世界佛教徒聯誼會成立時，決定以法輪為佛教教徽。

    在這些禮拜對象中，塔是釋尊的歸宿所在，成為那一時期佛弟子的主要膜拜物。

    后來，隨著希臘文化藝術及其神話傳說，特別是其造像藝術傳入南亞次大陸，佛教徒才造起佛像來。從此，由禮拜塔轉到禮拜佛像，由禮拜象征物轉到禮拜具體的佛(人像)。塔本身就是一種建筑物，佛像卻需找地方安置。于是，紀念堂、禮拜堂類型的佛寺佛殿勃興。

    南亞次大陸佛教徒早期活動場所多為石窟居室式，中置象征物，主要是小型的象征性的塔，四周小龕式居室住人。在我國，剛發展成具有各時代各民族特色的石窟藝術。這是中華民族利用并改造外來文化的例證。而中國佛寺建造則走另一條路。

    相傳東漢時帝時，攝摩騰、竺法蘭兩位法師由西域馱經到洛陽，起初住在鴻臚寺，后來明帝敕令于洛陽城西雍門(西陽門)外為他們創建“精舍”，稱為白馬寺。寺，原為漢代中央部門一種辦事衙門的通稱，如鴻臚寺、光祿寺等。估計白馬寺即為此類機構，有如特設的外賓招待所。可是，這樣一來，后世便相沿以“寺”為佛教寺院建筑的通稱了。

    中國封建社會的建筑思想，似乎是想在整齊劃一中規定出等級，所以，無論宮殿、官署、民宅，平面布局都是院落式，變化不大，而在大小、開間等方面顯示森嚴的等級。從一開始，大概就沒有想過給佛寺另搞與眾不同的專用性設計，如西方基督教的大教堂那樣的專門性建筑，那是很難移作他用，特別是絕不能變為民宅的。中國人建寺，走的則是把院落式住宅改造為寺院之路。但在早期，似乎也考慮到突出一些佛教特點。如《魏書·釋考志》載：“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跡甚妙，為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信相承，謂之浮圖，或云佛圖。”這是最早的建寺塔記錄。又據《三國志·吳書》卷四的“劉繇傳”載，東漢末年，笮融“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涂身，衣以錦彩”，這是講造像。“垂銅祇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余人，悉得讀佛經。”這是講的造塔和塔四周的建筑及其用途。這些都說明，最早的漢化佛寺以塔為中心，四周以堂、閣、廊等圍繞，成為方形庭院，內供佛像或舍利，為拜佛誦經之所。

    南北朝時，一些新建的大寺院，如北魏洛陽永寧寺，仍采取塔為中心，四周由堂、閣圍成方形庭院的布局。這一時期盛行“舍宅為寺”的功德活動。許多王侯貴族第宅改建為佛寺。改建時一般不大改動原布局，而以原前廳為佛殿，后堂為講堂，原有的廊廡環繞，有的還保留了原來的花園。此種風格布局更屬通用式的，成為以后漢化佛寺建筑的主流。南北朝時期的寺院現無存者。作為實物存留的則有石窟寺，以云岡石窟和敦煌早期石窟為代表。中國最早鑿建的石窟寺在新疆地區，始于東漢，受南亞次大陸風格影響。十六國和南北朝時，經由甘肅河西走廊一帶傳到中原，并向南方發展。中原地區早期石窟的建筑，沿襲南亞次大陸于窟內立塔柱為中心的作法，并明顯受到漢化建筑庭院布局影響。如，四世紀末建成的云岡第六窟，窟室方形，中心立塔柱，四壁環以有浮雕的廊院，北面正中雕殿形壁龕，即是一例。

    塔的生命，一般比寺院要長。我國現存大型佛塔兩千余座。最早的是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此塔造型特殊，磚建密檐式。平面正十二角形，佛塔中僅見。藝術處理十分成功，但卻不是南北朝時期的代表塔型。按，南亞次大陸的塔(窣堵波)，是由臺基、覆缽、寶相輪等幾部分組成的實心建筑。它隨佛教入中原時，漢族本土的木結構建筑體系已經形成，積累了豐富的工程技術和藝術意匠經驗，為統治階級建造過迎候仙人和備遠望的重樓。早期的佛教又被視為一種神仙方術。所以，造塔的匠人在設計時就以本民族習見的重樓為藍本，建成樓閣式木結構塔。由于木塔易遭火焚，不易保存，又發展出仿木結構磚塔，并在樓閣式基礎上發展出密檐式，還有小型單層的亭閣式。此后陸續又有許多新的塔型傳入，如“寶篋印經”、“覆缽”、“金剛寶座”等，它們同中國固有的建筑技術和形式相結合，衍化出多種類型，如中期的花塔等。塔的各個部分也逐漸規格化，一般由地宮、塔基、塔身、塔頂和塔剎組成。特別在塔剎部分，變化地吸收了原南亞次大陸窣堵波的形制，后來更有多樣化的發展。中國早期的高塔多為空心，可以登臨。這一點與南亞次大陸原型大不相同，是中國人的創造。

    塔的位置，除前述的在中軸線上塔為中心，塔、殿并重，塔在殿前的布局外，東晉時出現了殿前雙塔并列作為陪襯的作法，顯示出塔在寺院中重要性的降低。

    舍宅為寺時附屬的一些花園等小型園林，成為早期現成的佛寺園林。《洛陽伽藍記》中有形象的描述。隨著僧人坐禪習靜的需要，新建佛寺每選址于山林名騰之區。據《高僧傳》記載，東晉太元年間，慧遠在廬山營建東林寺時，就有意識地在大自然景觀中設置人工的禪林小景觀。這是創建佛寺園林的早期記載。寺廟園林不同于禁苑與貴族府第園林的主要特點是：它不屬于私人專用，而是面向廣大信士、游人，帶有公共游覽性質。當然更應著意于靜謐出世的凈土禪林風氣：“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隋唐五代時期，佛寺建筑有新的發展。但經過唐武宗和周世宗兩次“滅法”和后代的毀損，除個別殿堂如五臺南禪寺大殿、佛光寺大殿等外，沒有成組群的完整寺院存留。從唐代道宣所撰《關中創立戒壇圖經》、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畫中所繪帶有理想化性質的佛寺圖像，以及相關文獻的描述，可知這一時期的佛寺建筑是在通用型即中國宮室型的基礎上定型化并有所發展的。特點是：一、主體建筑居中，有明顯的縱中軸線。由三門(象征三解脫門，亦稱山門)開始，縱列幾重殿閣。中間以回廊聯成幾進院落。二、在主體建筑兩側，仿宮廷第宅廊院式布局，排列若干小院落，各有特殊用途，如凈土院、經院、庫院等。如，著名的長安章敬寺有四十八院、五臺山大華嚴寺有十五院。各院間亦由回廊聯結。主體與附屬建筑的回廊常繪壁畫，成為畫廊。三、塔的位置由全寺中心逐漸變為獨立。大殿前則常用點綴式的左右并立不太大的常為實心的雙塔，或于殿前、殿后、中軸線外置塔院。僧人墓塔常于寺外別立塔林。這些都與當時佛教界漸趨教理經義的研究而不重視拜塔與繞塔經行有關。唐代大型塔現存數十座，均為磚建。大部分為樓閣式，可登臨。典型平面均為方形。四、帝王貴族沿襲了南北朝造大像的風氣。密宗傳入后，又多供菩薩大像，故多層樓閣式中置通貫全樓大像的建筑大興，間接促使塔向寺外發展。五、石窟寺窟檐大量出現，且由石質仿木轉向真正的木結構。供大佛的穹窿頂，以及覆斗式頂，背屏式安置等大量出現，這些都表現了中國石窟更加民族化的過程。六、唐代寺院俗講、說因緣帶有民俗文化娛樂性質，佛寺中并出現戲場，更加具有公共文化性質。七、寺院經濟大發展，生活區擴展，不但有供僧徒生活的僧舍、齋堂、庫、廚等，有的大型佛寺還有磨坊、菜園。許多佛寺出租房屋供俗人居住，帶有客館性質。

    現存宋、遼、金、元時期建筑的佛寺，包括大體保留原總體或某一院落布局的，或單存一殿一堂的，還有不少。如河北正定隆興寺、山西大同善化寺、天津薊縣獨樂寺等。結合傳世圖畫如元代王蒙《太白山圖》中所繪的天童寺以及有關史料，可知這一時期基本沿用唐五代的寺院四合院院落布局。只是由于契丹族有“朝日”的習俗，北方的遼、金寺院均面向東。大都市內大寺院的廊廡和某些院落成為“廟會”臨時設攤的地點，集市使寺院更加社會化。寺院前出現永久性的戲臺。唐代禁寺院擊鼓，寺院無鼓樓，故僅鐘樓與藏經閣對設，且常立于后殿前。宋代以下則鐘、鼓二樓對設。藏經閣另設于后進院落中。轉輪藏開始流行，多為之單設二至三層高閣。宋代禪宗大盛，寺院明確劃分為禪寺、講寺。南宋著名大寺“五山十剎”，均為禪宗寺院。禪宗寺院布局有“伽藍七堂”說，意指具備七種主要殿堂的寺院。七堂，與人頭部七竅或人體頭、心、陰、四肢相對應，表完整一體之義。后來講寺亦采此說。其名稱與配置，因時代、宗派之異而有不同。如禪宗的一種說法是：佛殿、法堂、僧堂、庫房、山門、東司、西浴。講寺的一種說法是：塔、佛殿、講堂、鐘樓、藏經樓、僧房、齋堂。

    從元代起，北方內地出現了佛寺的新類型喇嘛寺。佛教在七世紀中葉傳入吐蕃，與本地區原來的苯教相融合，顯密雙修，成為中國佛教中另一大派系，稱為藏傳佛教。教中高僧稱“喇嘛”(意為“超人”)，故又稱為喇嘛教。其寺院稱喇嘛寺。元世祖忽必烈拜薩迦寺法王八思巴為國師，命其主管宗教事務，喇嘛教大盛于中原，并傳播到內蒙和外蒙。按成熟期的喇嘛教教觀，大型寺院實行“四學”制，設四“扎倉”(經學院)，分別修習顯宗、密宗、歷算和醫藥。各扎倉都是大型經堂建筑，其中修習顯宗的扎倉為入寺喇嘛共用，規模特大，稱為“都綱”(大經堂)。扎倉以外，寺內設有專為供奉各種佛像的“拉康”(佛殿)，各級活佛的“囊謙”(公署)、辯經壇、印經院、“嘛呢噶拉”殿或廊、塔(藏經塔或紀念塔)以及大量的喇嘛宅。藏族地區的喇嘛教寺院一般依山就勢建造，各個扎倉和囊謙相對集中，沒有明顯的整體規劃。元代以下中原及內外蒙古地區的喇嘛寺逐漸受漢文化傳統建筑構思影響，形成較規整的縱中軸線布局。

    宋、遼、金留存的塔相當多。方形平面布局已極少見，八角形的占主導地位。現存我國古代僅存的樓閣式木塔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是世界性的國寶。可是，宋、遼、金、元時是磚塔發展的高峰時期，除北方流行密檐式外，南方更流行磚身木檐的混合結構方式，多為樓閣式，便于登臨。

    元代起，從尼泊爾等地傳入西藏的覆缽式瓶形喇嘛塔又流行于中原。現存單體塔的重要作品為北京妙應寺白塔。

    琉璃塔出現，代表性的是河南開封相國寺塔。鑄造工藝應用于大型塔，代表性的是湖北當陽玉泉寺鐵塔。

    中唐以后隨密宗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石制經幢大量涌現。代表性的如河北趙縣陀羅尼經幢，雕刻精美，尺度高大，是這一時期最大的經幢。

    南傳小乘佛教很早就傳入并一直流行在我國云南地區。各時代的寺院及佛塔等建筑均受當代或前一代中原地區建筑影響而略有變化。如，昆明的幾處大寺，平面布局與同時代的中原地區類同。建于盛唐開元年間的大理崇圣寺千尋塔，采取唐代習見平面正方形，塔身則為密檐式。形制與西安薦福寺塔極為相似。可是，邊境地區村寨的“緬寺”，從內到外，自有其與緬甸、泰國佛教建筑近似的特點。具見于徐伯安先生《我國南傳佛教建筑概說》一文中。要補充的是，它們吸收的漢化建筑技巧與藝術也不少。像邊境鄉鎮地區的塔，雖受緬甸、泰國建筑形式影響，如景洪曼飛龍塔，是九個圓形平面的塔組成的群塔，八座小塔圍繞中心塔，但其主塔身由三層逐漸縮小減低的須彌座疊成，有仰蓮基座，既吸收了若干漢族建筑作法，更有濃厚的南方傣族建筑風格。

    漢化、藏化、南傳佛教的現存佛寺，多數為明清兩代重建或新建，尚存數千座，遍及全國。其中一部分已改作其它用途，或歸文物部門保管。漢化寺院顯示出兩種風格：一、位于都市內的，特別是敕建的大寺院，多為典型的官式建筑，布局規范單一，總體規整對稱。大體是：山門殿、天王殿，二者中間的院落安排鐘、鼓二樓;天王殿后為大雄寶殿，東配殿常為伽藍殿，西配殿常為祖師殿。有此二重院落及山門、天王殿、大殿三殿者，方可稱寺。此外，法堂、藏經殿及生活區之方丈、齋堂、云水堂等在后部配置，或設在兩側小院中。如北京廣濟寺、山西太原崇善寺等即是。二、山村佛剎多因地制宜，布局在求規整中有變化。分布于四大名山和天臺、廬山等山區的佛寺大多屬于此類。五代以下，五百羅漢崇拜勃興。大寺中多供羅漢。明清大寺多在寺側一院另辟羅漢堂，平面多呈“田”字形，現在全國尚存十多處，尚有新建重者。

    為了便于七眾受戒，經過特許的某些大寺院常設有永久性的戒壇殿。現存戒壇殿均為近現代重建。此殿常為方形，設有三層帶石欄的戒壇。寺院中特設一院以處之，入門處單設一小型山門殿，中供律藏誦出者優婆離尊者，特稱優婆離殿。如北京戒臺寺、江蘇句容降昌寺內的戒壇殿即是。

    明、清佛塔多種多樣，形式眾多。由于塔的體型高聳，形象突出，在建筑群的總體輪廓上起很大作用，豐富了城市的立體構圖，裝點了風景名勝。佛塔的意義實際上早已超出了宗教的規定，成了人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審美對象。因而，不但道教、伊斯蘭教等也建造了一些帶有自己風格意蘊的塔，民間也造了一些風水塔(文風塔)、燈塔。在造型、風格、意匠、技藝等方面，它們都受到了佛塔的影響。

    明、清時代，在藏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分布地區和華北一帶，新建和重建了很多喇嘛寺。它們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漢族建筑風格的影響，有的已相當漢化，但總是保留著某些基本特點，使人一望而知。例如，藏傳佛教特別注重修法儀軌。修行、受戒、驅妖時要在地面布置曼荼羅(壇城)，它是個十字軸線對稱、方圓相間、呈“井”字形分隔的空間。在各空間中布置佛、菩薩、天王等單位。它代表著密宗系統佛經中描述的世界構成形式。漢化佛寺中僅用于壁畫、天花平頂等處。喇嘛教則應用到建筑構圖之中，有的成為構成寺院總體布局的模式，如西藏桑鳶寺，承德普寧寺(后部);有的成為佛殿的造型式樣，如北京雍和宮法輪殿、承德普寧寺大乘之閣等。

    金剛寶座式塔是一種群體塔，俗稱“五塔”。它源于南亞次大陸，以佛陀迦耶大塔為典型代表。敦煌莫高窟北朝壁畫中曾有出現。但未被推廣。藏傳佛教大量采用此種五塔形式，作為宇宙模式的一種表征。除藏、蒙地區外，明清時代華北也修建了一些這類塔。以北京和承德地區為多。承德外八廟有多處。北京地區著名的有明代真覺寺塔，清代碧云寺塔和西黃寺清凈化城塔等。

    南北朝時期，漢化佛教開始傳入朝鮮、日本。此后，各個時期不同宗派相繼涌入這兩個國家。佛寺建筑的技術與藝術也隨之不斷輸入。以日本為例，日本現存的早期佛寺建筑有奈良時代的法隆寺、唐招提寺，平安時代的平等院鳳凰堂等，稱為“和樣”，實為唐代風格。鐮倉時代仿宋代佛寺建成的禪寺圓覺寺舍利殿等，稱為“唐樣”。另有一些受中國東南沿海佛寺建筑影響的，如凈土寺凈土堂，稱為“大佛樣”或“天竺樣”。室町時代，向中國禪宗學習成風，在京都和鐮倉，都仿中國南宋禪宗的五山十剎之制，建立五山寺院。日本人注意保存古代文物，對所學宗派也相承不絕而極少如中國的融合、發展與改動。現存的這些帶有各時代不同特征的較完整的寺院建筑，正是我們研究中國佛教建筑技術與藝術的最好參照系，堪稱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