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遠國 李黎鶴

女媧補天（資料圖）

女媧，她是遠古時代“三皇”之一。相傳女媧曾摶土造人，被視為人類的始祖。她煉五色石補天，斷鰲足以立四極，發明笙簧等樂器，為女媒而設置婚姻，是中華民族的總先妣。其豐功偉績，從遠古流傳至今。

女媧之名，始見于《山海經·大荒西經》：“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野，橫道而處。”郭璞注：“女媧，占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此腹變為此神。”《楚辭·天問》，云：女媧有體，孰制匠之？王逸注云：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
 

女媧 采自清肖云從《離騷全圖》（圖源：李遠國）

女媧造人神話有二，一則《風俗通》所記，云：俗說天地開辟，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作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于泥中，舉以為人。故富貴者，黃土人；貧賤凡庸者，絙人也。一則見諸《淮南子·說林篇》，云：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高誘注云：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上駢、桑林皆神名。則是以女媧為主之諸神造人神話。

袁珂先生認為，女媧在多次誕育人類之過程中，諸神俱同參加造人工作，有助其生陰陽性性器官者，有助其生耳目臂手者。女媧功烈，非僅造人，又兼補天。是女媧者，誠天地初辟摩肩盤古之大神矣。可見女媧最早是以她化育萬物的能力而被人崇拜的。（《山海經校注》）

伏羲 女媧 漢代 畫像石（圖源：李遠國）

女媧據說就是從蛙圖騰演變而來的。《說文解字》曰：“媧，古之神圣女，化萬物者也。”楊文堃《女媧考》認為“媧”與“蛙”同，女媧是蛙圖騰氏族的女氏族長。何星亮《圖騰與神的起源》指出，“女”與“雌”義同，“女媧”即“雌蛙”，說明女媧似為雌蛙圖騰神，后來其名演變為“女媧”。在中國少數民族中，布朗族就認為他們的祖先形象即是半人半蛙。
 

伏羲 女媧 漢代 畫像石（圖源：李遠國）

伏羲執規，身部刻有日輪。女媧執矩，腹部刻有月輪。

蛙紋在黃河中上游廣大地區的彩陶裝飾藝術中亦較為常見，且形象豐富多樣。從其出現到消歇，延續了從半坡類型到廟底溝、到馬家窯、到半山、到馬廠、到齊家文化的漫長的歷史跨度。蛙紋一般畫在碗或盆的里面，畫工有意識地將體部畫成圓形，置于正中，加上四肢和頭尾，使整個畫面顯得非常勻稱和諧，妙趣橫生。為了使臀后不致出現大片白地，又故意加畫了一個肥厚的尾巴。至馬廠類型彩陶上的蛙紋，就已逐漸走向幾何形化了。

人面蛙紋作曲肢狀，往往描繪在雙耳陶罐的腹部和肩部的視面，有些有人頭，有些無人頭。邊家林類型出土一陶盆內，舞蹈人形姿勢與陶罐人形紋一致，而且人頭有眼、嘴的細節表現。青海柳灣出土兩件雙耳陶罐，一件人首蛙身，人首五官畢具。另一件只有上肢，人首五官也是清楚的。根據青海柳灣出土一件雙耳陶罐，其上隱起浮雕一女性人體和馬家窯文化所繪蛙紋往往體大肢小的一致風格，推定馬家窯文化陶器上所謂人形紋為人屬人或者扮成蛙的姿勢，或者穿上類蛙的裝束，從而體現生殖崇拜的意義，似乎更符合實際。
 

蛙紋 彩陶 馬家窯文化類型（圖源：李遠國）

變形蛙紋作為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彩陶上常見的裝飾紋樣之一，體現了遠古人們對于繁衍生殖的渴望。青蛙產下許多卵，孵出許多蝌蚪，正是繁衍旺盛的象征。蛙形的圖案，尤其是程序化、抽象化了的圖案，又很像是人的樣子。這一看法，還可以從其它原始藝術中的蛙形象得到印證。
 

蛙人 巖畫（圖源：李遠國）

蛙形除了在新石器時代的彩陶中外，還出現在寧夏黑石峁巖畫、廣西左江巖畫、甘肅黑山巖畫、內蒙狼山巖畫、烏蘭察布巖畫、云南元江巖畫中。在黑石峁巖畫、狼山巖畫、烏蘭察布巖畫中舞蹈的蛙人，他們的生殖器都顯得分外突出。烏蘭察布巖畫中舞蹈蛙人，是以四肢向四方的伸展為特點，其中一個還在人頭的兩側各加一個圓點，以表示生殖力的強大。

蛙人 左江巖畫（圖源：李遠國）

左江巖畫中的人像，無論是正身人像，還是側身人像，都畫成蛙的形體，這說明人和蛙是同構的關系，廣西壯族當為“蛙人”的后代。壯族至今還有一種青蛙節，據說每年正月上半月都要天天為青蛙祭祀，唱青蛙歌，跳青蛙舞，青蛙死了還要特意安葬（如魚《蛙紋與蛙圖騰崇拜》）。云南元江巖畫中也有舞蹈蛙人，其中一蝠蛙人雙手各提小人的畫面，正是女性生殖崇拜的形象寫真。

蛙與原始農業的密切關系

蛙作為藝術形象反復出現，意味深長，絕非單純是為了審美的需要。“在原始社會時期，陶器紋飾不單是裝飾藝術，而且也是氏族的共同體在物質文化上的一種表現……彩陶紋飾是一定的人們共同體的標志，它在絕大多數場合下是作為氏族圖騰或其它崇拜的標志而存在的。”（石興邦：《有關馬家窯文化的一些問題》）“彩陶作為一種造型藝術，總是反映當時的生活和社會存在的。當時的社會基本單位是氏族和部落，若干部落有時又結成親屬部落或軍事聯盟，從而組成大大小小不同范圍的人們的共同體。一定的人們共同體往往有一定的信仰、風俗和藝術風格，當陶工們在制作彩陶時，不免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把這種信仰、風俗和藝術風格體現在自己的作品之中。因此一定的彩陶花紋，特別是某些特殊的傳統花紋，反過來又可作為區分考古學文崐化和隱藏在文化背后的人們共同體的重要標志。”（嚴文明《仰韶文化研究》）

蛙紋 彩陶 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 （圖源：李遠國）

有人還認為：蛙與原始農業有密切的關系，蛙的冬眠、復蘇、鼓噪與農作物的蕭條、發芽、茂盛的現象，在季節上有比較一致的節奏。（李湜《彩陶蛙紋演變機制初探》） 布留爾則在妻子受孕與莊稼豐歉的關系上進一步指出：大量的原始民族中，婦女不孕將使莊稼顆粒不收。反過來，婦女懷孕，則可獲得莊稼的好收成。這就是布留爾關于原始思維理論的重要建樹互滲律的揭示，一種在我們看來十分荒謬的、不回避矛盾的思維原則。它能使客體、存在物或者現象，以不可思議的方式確定自身的存在，同時這種存在又與其他什么東西在我們看來毫無關系的東西相關聯，譬如受孕與莊稼收成的關系等。（〔法〕列維·布留爾著、丁由譯《原始思維》）

人面蛙紋 陶盆（圖源：李遠國）

馬家窯文化出土的這些所謂人面蛙紋陶罐，可能包含了三層意思，而這三層意思在他們看來是統一的：一、以蛙為氏族的圖騰信仰；二、將蛙的繁殖之盛狀，作為一種神秘力量來促進氏族人丁的增長；三、把受孕與莊稼豐歉聯系起來，以前者象征后者，希望獲得實際收成的同時使氏族壯大。這種解釋，應該比認為這些人形紋是古代神樹的觀點要切實一些。

蛙與人的親屬關系

蛙既然作為部落或氏族的圖騰標志頻繁出現于彩陶上，它就必然被注入了特殊的意義。最直接的意義就是蛙與人的親屬關系。在原始人的圖騰觀念中，氏族的成員與氏族所崇拜的圖騰之間存在著血緣關系。蛙又是多子的動物，彩陶上畫蛙紋，自然就有祈求生育、繁衍子孫的象征意義。戶曉輝指出：“在遠古時代的萬物有靈世界觀及人、動物、植物的生殖可以互相感應與傳達的巫術信仰支配下，葫蘆（瓜）曾被認為是植物旺盛殖力的代表，曾經實行過一種模仿巫術，而蛙腹則被推崇為動物蕃衍能力的象征。所以，中國神話中的女媧，即是女瓜，又是女蛙，因為作為大母神和始祖神，其‘瓜’和‘蛙’的功能是相通而又相同的。” （戶曉輝《地母之歌：中國彩陶與巖畫的生死母題》）

涂殷康《蛙神話源流》認為，黃河中上游地區以蛙為圖騰的這個氏族就是神話中的女媧氏族；生活在黃河中上游地區、以蛙紋和鳥紋為代表的馬家窯文化至半坡文化之間有著繼承關系的那個氏族或部落，可能是一個以蛙和鳥為圖騰的氏族;蛙和鳥的圖形再三地出現在彩陶裝飾中，可能帶有圖騰標志或巫術禮儀的作用。楊堃《灶神考》說：“據吾人推測，最初的司灶者或灶之發明者，恐屬于以蛙為圖騰之民族。”而且這個以蛙為圖騰的氏族，“居于穴內，亦即營穴居生活的圖騰氏族之一族。”

青海樂都柳灣遺址是黃河上游迄今已知的規模最大的一處氏族公共墓地，自1974年以來進行過多次發掘，發掘的墓葬多達上千座，出土文物達三萬多件。其中一件人形彩陶壺，造型奇特，且極為罕見，充滿了神秘的色彩。因此有學者認為，它可能是舉行祭祀儀式時專用的酒壺，或者是在舉行巫術活動時用來驅邪鎮鬼的法具。

陰陽蛙人 彩陶壺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圖源：李遠國）

青海樂都柳灣出土，通高34厘米、口徑9.2厘米。此彩陶壺呈小口鼓腹造型，腹部兩側有對稱的雙環形耳。上腹部飾黑彩圖案紋飾，特征與同時期的馬家窯文化彩陶壺差別不大。與眾不同的是它的頸部略高，口沿外侈，在壺身彩繪之間捏塑出一個裸體人像。人像站立，頭位于壺的頸部，五官俱備，小眼、高鼻、碩耳、大嘴，披發，雙手置腹前，兩腳直立，乳房微突,乳頭用黑彩加以點繪，在人像下腹處夸張地塑造出生殖器形象,在陰唇的中央，卻包含著男性的陰莖,可知裸體人像所表現的是合男女為一體的陰陽人。陶壺背后繪有一只形體較大的筒化的蛙類動物，表示的應是人的后背。這樣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奇特的畫面，人像的正面是陰陽人，人像的背面是只蛙，人蛙相融，合為一體。在人像和大蛙腳下，圍壺飾有一圈水波紋。據專家鑒定，這是一件男女兩性“復合體”。其特殊的圖案裝飾，表明它不是生活用具，而是禮器或專門制作的葬具，是一種男女同體的崇拜物，與遠古時期的薩滿巫教信仰有關。